在历史长河中，元朝和清朝总是引发人们复杂的情感。这两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，分别代表了东北渔猎民族和塞北游牧民族两大族群。千百年来，这两大族群一直保持着既合作又对抗的微妙关系。
关于蒙古与女真的军事对比，有个有趣的问题：为什么蒙古能相对轻松地灭掉金朝，三百年后却敌不过满清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要澄清一个常见误解。很多人以为成吉思汗一代人就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，实际上从蒙古部落到元朝建立历经了三代人的努力。仅灭金战争就持续了两代人时间。蒙古对金战争绝非一时冲动，而是经过长期准备。当大蒙古汗国建立时，其疆域已接近金国规模，人口超百万，军队十余万。特别是在吞并乃蛮汗国后，蒙古文明程度显著提升，他们系统学习了乃蛮的文明成果，创立了自己的文字、法律和政治制度，可以说这时的蒙古已经具备准帝国的实力。
成吉思汗虽然实力雄厚，却始终对金朝保持朝贡关系。即便在金章宗之后的卫绍王时期，这位被认为资质平庸的统治者继位后，成吉思汗仍维持着表面臣服。直到卫绍王主动挑起战端三年后，蒙古才正式反叛。这充分说明成吉思汗并非莽夫，而是善于隐忍、深谋远虑的枭雄。
展开剩余69%相比之下，女真民族的崛起显得更为激进。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仅凭2500勇士就敢挑战强大的辽国；清太祖努尔哈赤占据半个辽东便敢对抗明朝。女真对中原文明有种特殊执念，金太祖尚未触及中原就称帝建国，清太祖虽未称帝却已使用年号，成为半帝汗。而蒙古对中原文化则没有这种执着，因为他们有更多选择：西面有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，西南有藏传佛教文明，中原文明只是选项之一。女真则不同，他们南面是中原文明，东面是小中华朝鲜，别无选择，因此汉化程度更深。
中原王朝对塞北和东北的治理策略也有显著差异。对塞北游牧民族采取藩属政策，册封部落首领为王，给予高度自治，主要靠众封建而少其力的策略分化其力量。这一策略后来被清朝沿用。而对东北渔猎民族则实行羁縻政策，首领只能世袭官职而非王爵，需向朝廷纳贡，服从军事调遣，内政也常受干预。
这种差异源于两大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。游牧民族居无定所，打得过就抢，打不过就跑，中原王朝除了分化其力量别无他法。渔猎民族虽有城寨，但同样生活在苦寒之地，渴望向更文明的地区发展。东北民族只能挑战中原王朝，而塞北民族则可选择向西发展。
三百年后的明末，这种选择模式依然延续。清朝选择南下入关取代明朝，而准噶尔汗国则向西征服叶尔羌汗国。但时代已变：成吉思汗时代西方多软柿子，而准噶尔西面只有叶尔羌一个弱敌，更西边是正在崛起的俄罗斯。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宗教：早期蒙古人信仰多元，而明末蒙古已普遍信仰藏传佛教，难以处理西域的宗教矛盾。反观清朝，在获得中原根据地后实力大增，对蒙古东部采取联姻拉拢加分化的策略。孤立的准噶尔部坚持抵抗到乾隆年间，证明蒙古战斗力依然强悍。
最终，准噶尔的失败在于战略失误和格局局限。蒙古与女真这三百年间的兴衰更替，生动诠释了时势造英雄的历史规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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